编者按：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现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桁林解读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重大命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带来了党的指导思想的飞跃，也带来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飞跃。

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现过程。这一方面说明科学理论的自身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另一方面说明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之后，可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的过程是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应运而生、因势而化、因事而新的过程。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我们的目标确定后，我们就要选择路径。路径到底怎么选？这就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分析和梳理。从重要时间点来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看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里多了“和谐”。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又多了一个“美丽”。对这些重要时间点进行梳理，能够清晰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如何一步一步明确的。

从总体布局角度来看，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此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该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富强、民主、文明”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这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列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无疑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奠定了基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总体布局中增加了社会建设，拓展为“四位一体”。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可以说，从总体布局角度能看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在确立之后，其具体路径是逐步明晰的。

只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将中华民族引领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新的飞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那时候，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好体现。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在我们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也吃了不少教条主义的亏。1930年，毛泽东同志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后来，《调查工作》在转战中不幸遗失。直到1961年，田家英同志从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那里发现了《调查工作》，立即送交给毛泽东同志。同年，毛泽东同志将《调查工作》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毛泽东同志又把这篇文章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还曾指出，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毛泽东同志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要精通，并且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此外，毛泽东同志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形象比喻，叫“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

正是由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只用了28年时间，世所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1978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当时“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由此开始，我们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逐步形成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向前。

党章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

新时代新征程，在全党开展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推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是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始终保持党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又不断与时俱进；既有科学的发展战略，又有有效的治理体系。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设想。1949年初，毛泽东同志在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指出，未来的国家“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开放后，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大踏步赶超了许多发达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创新与发展，使得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关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方式、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现代化发展史，记载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奋发图强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党的队伍也得到了锤炼和成长。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积极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并着手描绘现代化前景目标。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阶段。第二阶段，1956年，我们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重大原则，全面改造升级工业体系，使得我国迅速进入中国式现代化轨道。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以切实解决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同时，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亮眼，经济总量稳步超过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稳居世界第二。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升华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上所讲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在起步阶段，我们需要面对许多不利局面。如何克服不利局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积极探索。当时，面对国内百废待兴局面，以及国际强权的挑战，我们只争朝夕，迎难而上。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我们当时充分认识到，只有实现装备工业现代化，才能不受制于人，这是强大工业体系的硬核。所以，当时我们非常重视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从1953年到1957年，我们建设和改造了一批重化工业，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石。

现代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所以，我们回顾现代化历史进程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计划经济，以及国有企业是配套成龙、环环相扣的。其内在逻辑是保重点，然后再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发展。

以当时的情况和市场的开放性相比，我们的计划供应能力终归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超出计划外的情况，就鞭长莫及了。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没有动员更多闲置的资源，并忽略了很大一块潜在生产力。

怎么办？我们只有紧跟时代步伐，进行改革。1979年，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对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表述。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是随着社会具体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是积极的。

要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先了解“四个现代化”概念。“四个现代化”概念是经过长期酝酿而来的。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在此之后，我们对“四个现代化”还进行了许多摸索和调整：一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次提到“现代科学文化”，表示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二是不再突出强调“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特殊地位。三是新增、单列“国防现代化”。四是进一步规范“科学文化现代化”。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那时人们仍然认为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可以说，我们没有兼顾再生产的其他环节。其实，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要有完全竞争的条件。

完全竞争这一条件之所以万般重要，在于它是市场效率的充分条件，确保同时存在着三方角力，即消费者和消费者、消费者和生产者、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任何信息都隐藏不住，消费者并不需要了解生产成本到底是多少就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和最低的价格，这种状况正是整个社会交易成本最低、福利最大的“最优状态”，完全符合“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而所有的市场信息都是免费提供的。有鉴于此，各国纷纷制定反垄断法、反不当竞争法，无条件服从完全竞争规则，不允许一家独大、独占市场，坐地起价、欺行霸市，包揽市场定价权。

1978年底至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先后出访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对各国工业化的成就有了更多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还指出，“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在党内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指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后来，邓小平同志又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从“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现实国情出发。

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实现“小康水平”的目标。1983年，为了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邓小平同志前往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结束考察之后，邓小平同志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以，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能用刻板概念去思考。因为，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不同的，我们只有认真、客观地分析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现代化道路指明方向。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到了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证明，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而不是分配决定生产。也就是说，能不能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取决于生产要素怎么分配。在生产要素分配的过程中，各种资源要素都要被积极调动起来，参与到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形成生产合力。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在生产之外的分配领域解决分配问题，更要从生产领域解决分配问题。

高质量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过去的劳动主要靠体力，比如，拧螺丝。一个工人不管文化高低，付出更多的是体力劳动。但是，到了人力资本增长的时候，工人文化水平高低的作用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就不靠规模和数量来衡量了。这时候主要看科技含量。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进而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前提。

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时，不能脱离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前提，也不能忽略其实质内涵。当前，我们要认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达到了动态平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所以，现在无论是从产业发展来看，还是从就业人口来看，都必然转向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们新增的劳动力很多都是大学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同时，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