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面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只有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才能科学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以百年党史和中华文明史积淀的经验智慧，坚定开拓未来的步伐。现刊登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杨国柱解读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

 

 

树立正确党史观

杨国柱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动员和部署。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并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遵循，也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搞好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这既是党史学习教育应该坚持的原则，也是党史学习教育应该达到的目的，做到这一点对于搞好党史学习教育十分重要。因此，我们今天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论述，通过对其中一些核心概念、核心判断的解读和阐释，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要求，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看待党的历史，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引言：历史观与党史观

从名词解释的角度看，什么是历史观，什么是党史观？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站位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比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英雄史观、群众史观、正统史观等。党史观就是其中一种，它特指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而我们树立正确党史观，就是要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把握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要正确对待其中的成绩与问题、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

一、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那么，什么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一般指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唯物史观具有以下七个特点：一是物质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物质决定意识；二是客观性，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主观要符合客观；三是矛盾性，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四是阶级性，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五是人民性，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换句话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六是实践性，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七是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

现实实践中，我们要重点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以下重要观点。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第二，社会基本矛盾，就是刚才讲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第三，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第四，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从大历史观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这就是讲中国共产党诞生大的时代背景、时空条件。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

什么是大历史观？就是把一个历史事件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当中去看待、去研究，放到全球视野中去认识、去把握。这就是大纵深、宽格局、宽视野。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就是大历史观。

首先介绍一个学术名词，叫“世界时间”。它由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意思是地球上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最先进，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就代表了“世界时间”。布罗代尔认为，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也就是说，两汉时期中西方文明发展并驾齐驱，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就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发展独领风骚，达千年。

在这一千年中，中国一直代表着世界先进发展水平，受到西方的追捧。法国学者伏尔泰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从中国历朝历代GDP占全球比例看，隋朝GDP约占全世界的70%，唐朝约占58%，宋朝约占60%，元朝约占28%，明朝约占45%-55%，清朝约占10%-35%。从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看，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极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公元11-13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中西方文明出现分流。在西方，1085年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自由城市——比萨城。什么是自由城市？古代西方实行农奴制，农奴被死死拴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没有任何自由。后来，自由城市渐渐兴起，一些农奴逃到自由城，住满一年零一天就成了自由民，其权利也受到城市自治机构的保护。所以，中世纪欧洲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1087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当时意大利的最高统治者曾颁布法令，大学不受任何世俗力量的干涉，学术完全自由。1215年，英国《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签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方式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此后，西方在黑暗的中世纪出现了自由的萌芽。

而在同一阶段的中国，处于北宋时期，正在实行王安石变法。其中，均输法，就是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平抑物价以打击大商人的政策；市易法，就是一种专卖制度，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在这一背景下，王安石变法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也就是说，西方越来越自由，出现了自由的城市、自由的学术，大大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中国，强化了中央集权，政府对社会加强了管控。这就是中西方文明开始走向不同道路的分水岭。

明朝的反世界潮流。此时，在商业革命、政治革命、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的欧洲。而东方的明朝，在贸易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这四个方面，与同时期的欧洲恰成鲜明对照，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比如，明朝是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却封闭保守，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几十年后颁布了禁海令，奉行海禁政策，阻挠对外贸易，并把郑和的船队及资料全部烧毁。而在西方，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另外，明朝的君主权力进一步加强，城市不断衰落……从此中国不再领先于世界。

清朝“康雍乾盛世”的真相。清朝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产生了一系列巨变。而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的做法，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登峰造极，禁锢思想，加强文化控制，导致清朝知识分子奴才意识严重，更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

清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发生了中西外交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当时，英国政府派乔治·马戛尔尼等人访问中国，想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搜集情报。可乾隆皇帝把英国视为蛮夷，并未重视，在承德避暑山庄匆匆接见了约一个时辰，便把他们打发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搜集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报。马戛尔尼事后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这一段与伏尔泰的评价可谓天壤之别。自此之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观点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47年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清末民初，我们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总之一句话，我们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近代中外战争体现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从1840年到1919年，西方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五次大规模战争中，中国无一次战胜。而且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在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的对比上看，更能体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降维打击”这一点。

在这样的打击下，西方列强一步步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陷入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从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与22个国家先后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被迫赔款白银19.5亿两，割让了大片领土。

沿着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我们看到，鸦片战争的发生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是从北宋开始中西方文明出现分流、到明朝进一步拉开差距、再到清朝彻底落后的结果。对此，我们需要深刻思考一下，中国长期落伍的根本原因。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之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谜。同时，李约瑟在其书中也分析了原因，主要是：第一，传统的哲学自然观以及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不适宜科技的发展；第二，官本位浓厚，科举制度限制了科技人才的培养；第三，传统科学研究不注重定量分析；第四，缺乏竞争环境。在李约瑟的基础上，我们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中国的落伍？关键在于，一是没有科学的发展，二是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三是没有组织起老百姓。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首先在器物层面，地主阶级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其次在制度层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实行戊戌变法，短短百天便被镇压。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最后在思想层面，新文化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无产阶级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有一个接受、转变的过程。上学期间，毛泽东同志起初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后来还主张过“呼声革命”“平民主义”“民众的大联合”“联省自治”“教育救国”等。学校毕业后，工运实践和军阀赵恒惕的警棍，让他看到“呼声革命”之路根本走不通。1919年到1920年，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转变之路代表了很多知识分子。

接着，就要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这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之前，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直至1914年到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破灭。这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那么，向谁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把目光都投向了俄国。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和欧洲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涨的新局面。尤其是凯末尔带领土耳其人民实现了独立。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鼓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内部因素。与此同时，俄共也在积极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外部助力。列宁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可见，当时的俄共也需要发展同盟力量，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有了新发展。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来华，会晤李大钊、陈独秀，达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学习党史、研究党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史实出发，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获得启示、指导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这段历史，更要掌握其背后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成功道路。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成为革命的思想源头、理论起点。在革命途径与方式上也可根据不同条件来选择。之后，列宁把这些书本上的理论通过实践变为现实，走出了一条先中心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形成了一系列创新理论。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革命之路怎么走？当时，党内有人主张照抄马克思主义或是照搬苏联经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不少挫折，走了一些弯路。

毛泽东同志立足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做出巨大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具体来看：第一，革命本质：农民革命。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研究发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92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三大上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1927年1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党领导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

第二，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从此，党开始把创建人民武装、领导军事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9月9日，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但遭遇了反革命军队的强烈抵抗，损失严重。当时，毛泽东同志决定带领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时进行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井冈山斗争中，面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接连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提出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同时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以其为中心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党内出现了一些争论和问题。对此，12月28日至29日召开了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份决议内容包括：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是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使人民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就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同年，毛泽东同志撰写《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基本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

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基本形成红军作战原则。其中，诱敌深入是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基本要求。1930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第一次“围剿”。对此，根据地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同志为大会题写了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些战略战术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通过以上不懈探索，毛泽东同志基本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表示：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四、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什么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那么，什么是主流本质？围绕主题主线展开的党的不懈奋斗史、党的理论探索史和党的自身建设史，构成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

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党史要看主流、看大节，不能因为一些失误、错误就全盘否定党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从最早的确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到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成功道路，再到现在奠定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百年来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下面，通过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对比，来感受巨大的发展变化。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1318.40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不足420斤；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仅有1年，成人文盲率高达8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足5%，人均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1/20；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为美国的1/448。我国工业体系尚未建立，很多产业处于空白。1949年，我国公路里程为8.08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为2.18万公里。1950年，在列入统计的世界141个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中国。

而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向世界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的中国，人民生活丰衣足食。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6949.20万吨，人均粮食产量超过900斤；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189元，比1949年名义增长640多倍。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是1949年的两倍多，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20年，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至2.67%，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9.91年，高中教育全面普及。特别是，7.7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彪炳世界发展史的减贫奇迹。

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实际增长约189倍。2020年，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7%，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106476.70万吨，是1949年的6000多倍；原煤产量达到39.0亿吨，是1949年的100多倍；发电量达到77791亿千瓦小时，是1949年的1800多倍；汽车产量达到2532.5万辆，是1978年的170倍。我国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电力、电信等领域构筑了现代基础设施网络。2020年，我国高铁营运总里程达到3.8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6.1万公里，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2亿，均居世界第一。现在，我国已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综上而言，从一百年前的衰败凋零到今天的欣欣向荣，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五、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此外，在《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同志还强调：“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强调，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特别强调，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六个不能”，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对于革命领袖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同时强调：“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实际上，这就是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另外，史学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以下原则：全面性原则、发展性原则、长远性原则、主流性原则、适度性原则、阶级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及阶段论和方面论相结合的原则。其中，全面性原则，就是用“两点论”“重点论”和“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发展性原则、长远性原则，主要看是否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主流性原则，也就是看主流、看重点，不能以偏概全。适度性原则，主要是不能违背善恶标准。实践性原则，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阶段论和方面论相结合的原则，也就是从不同角度纵向的、横向的来分析。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六、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

那到底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唯心主义错误思潮。它通过主观臆测、断章取义、剪裁拼接、戏说恶搞等手法，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形象。其危害：通过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必然性、合法性；通过否定党的领袖及其思想结晶，从根本上动摇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民族精神支柱；通过否定党带领人民选择的道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树立正确党史观，必须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接下来，给大家讲讲抗美援朝战争是如何成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抗美援朝战争，于1950年正式爆发，至1953年停战结束。那么，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志愿军到底面对了多少敌人呢？对于“联合国军”而言，其正式参战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17个国家，而且还有丹麦、印度等5个国家派出了医疗队。此外，在经济、军事实力上，我们也与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差距甚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仍打败了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而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悍然出兵干涉，甚至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志愿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第二阶段，从1951年6月11日至1953年7月27日，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战争中，产生了很多经典的战役，比如，长津湖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与武器装备世界一流、战功显赫的美军第10军，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当然，还有上甘岭战役，它的胜利标志着志愿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使联合国军完全失去了在正面战线取胜的信心，迫使其尔后再也不敢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同时也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比如黄继光、邱少云、杨育才等。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我认为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达到了保家卫国的目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第二，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自此成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第三，打破了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上的枷锁，促进形成了二战后国际整体和平环境。总的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