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新中国史 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武  力

 

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中国近代史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为什么说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是高度发达的，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经济层面。1840年以前，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的生产力是高度发达的，同时我们的农作物单产也处在很高水平。清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就达到了4亿。在传统农业时代，这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达不到的人口规模。此外，当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可以用来支撑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相匹配的还有我们的生产关系，这在当时也发展得非常成熟了。再看生产资料，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宋代有一句古话叫“千年田，八百主”。它的意思是农田土地是千年不变的，但是其主人时常更变。这说明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已经有了流动性。到了明清时期，土地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了，可以自由地流转。这种流转不仅是所有权的流转，其使用权也可以流转。

土地分为所有权和使用权。使用权可以以承租、租佃的形式流转，还可以转变成永佃权。只要承租人按规定缴纳租金，可以永远租佃他所承租的土地，甚至可以继承和转让。另外，在土地租佃过程中，如果土地的价值增长了，承租人还可以参与租金的分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农村改革三权分置，其实有很多历史智慧在里面。

第二，政治层面。在传统农业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在古代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还实行了科举制。这个制度是通过学习和考试来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此外，科举制还有两个特点：

一是形成了官僚集团。在封建社会，从县官到各个部委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他们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

二是科举制打破了靠血缘关系统治国家的观念。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多地方都是靠有血缘关系的贵族来统治社会的，平民想要上升到统治阶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在同时期，中国的底层人民却可以通过科举制进入官僚集团，参与国家治理和提升个人阶级。通过科举制形成的官僚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非常稳定的团队属性，这对国家治理来说是一种保障。另外，又由于科举产生的流动性，使得官僚集团具有一定的活力。

像范仲淹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幼年生活困苦，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僚集团和统治阶级，最后做到了宰相。此外，在我国古代，还有一大批有为的官员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家庭。科举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封建社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情况。

第三，文化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带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变通性，并且是一个以道德、道义支撑的体系。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入世”，所以，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文明体系，不同于西方和其他社会的政教合一体系。儒家思想对君主、官吏、普通百姓，对家庭等级、伦理、秩序都有制度的约束，并且它会根据社会的变化做出相应地调整，所以儒家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体现了它的变通性。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体现在其同时兼容佛教思想、道家思想，可以与其他思想融合在一起。但一些极端的观念或者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因为我们提倡和平相处的观念。

儒家思想讲究“修齐治平”。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各有千秋。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甚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在特定阶段有特定思想做主导。比如，一个人年轻时，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占主导地位。到中年时，他可能由于一些原因以道教思想为主导。到了晚年，这个人也许会信奉佛教。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特点，我们可以包容很多思想，就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很强的韧性，同时又兼顾变通性和学习性。

尤其是在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在面对列强的侵略时，将我们的民族人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始终都没能真正地征服我们。这正是中华民族在重重困难中重新崛起，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原因。

客观地讲，1840年以后，中国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积攒起来的一些文化和科技成果，在遇到了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时，确实显现出了其落后性。在经济层面，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力是空前强大的。就像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让传统农业时代以土地、自然资源、人力和畜力为主的生产条件，在面对工业文明的机器化大生产时，不可避免地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同时，也使得以血缘关系、等级制度和以自然、半自然经济为特点的农业文明政治体制转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后，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市场化的条件下的。

在文化层面，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后，由于市场扩张的需要，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也都发生了飞速发展。客观地说，现代科学、现代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19世纪末，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和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中国相比，它们是具有先进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带有强烈的扩张特点。所以，19世纪末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以剥削、压迫，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式进行全球扩张。

对当时的中国来讲，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有双重阻碍：

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不允许中国发展起来，也不给中国发展机会。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一直在侵略压迫中国，掠夺我们的财富。

二是传统的封建势力。传统封建势力没有能力阻止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剥削。此外，它们还阻挠国内新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人民大众进步的步伐。

所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两座大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两个反动势力。当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终是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民主革命建立一个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摆在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近代中国来看，传统地主阶级中出现了洋务派、改良派，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比如，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彻底破产。还有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立宪派最后也没有成功。

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还保持着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基础。而代表先进近代工业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不够强大。因此，“辛亥革命”并不能建立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袁世凯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在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时期。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实现共和的愿望，他们的理念以及发展经济实行工业化的要求也没有实现，当时的社会反而陷入了黑暗。

当时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一部电影《让子弹飞》。该影片根据作家马识途的小说改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情况。

第二个例子：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中曾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这段话就是说，农民破产了，生活维持不下去，只好卖掉妻子和孩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惨状。

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想打倒土豪劣绅，想打倒军阀，想打倒帝国主义，想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但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在这种背景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一条改造中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道路。

1921年，在湖南嘉兴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用了28年时间，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新中国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它大大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学说和理论。因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实现了工业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贫穷的积累，所以社会矛盾是被不断激化的，并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成果也不是全民共享的。所以资本主义不停地出现周期性危机和生产过剩的危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要转嫁危机，要把生产过剩向其他地方扩张，然后帝国主义间争夺生产过剩的殖民地，于是爆发了大战。二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本质是对外扩张。

而马克思主义却能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同时建立公平、平等的社会体系。第二，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没有国家剥削，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和平世界。

恰巧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大同社会，很多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很贴近。所以中国人更能接受这种理论。还有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在革命时代有巨大的牺牲精神？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真理性。所以革命烈士夏明翰才会说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话语。

第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工农大众的支持。这是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明确了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关键。

孙中山先生虽然在广东建立革命政府，但他依靠的是军阀，后来发现军阀是靠不住的。最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当时孙中山先生没有找到合适的革命力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建立自己的武装和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军队，如何深入基层，如何动员人民群众？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始终有一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以上三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新中国的根本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也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所以讲新中国史，就要看清楚这个前提。

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迅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当然，分析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所有重大决策和制度变迁都与当时的发展阶段、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还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并强调“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该纲领的颁布，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从长期战争导致经济凋敝情况下走了出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952年，我国完成了国民经济任务恢复。1953年，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定。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与两个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

第一，中国当时的国家安全环境并不乐观。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这对中国周边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朝鲜战争的爆发充分地暴露了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情况并不乐观，有薄弱之处。这个薄弱之处不是指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士气和制度，而是指我们的装备相较于世界强国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现代化工业文明时代，国防力量的强大是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上的。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抗美援朝时期，美国陆军师拥有149辆坦克，而中国陆军师一辆坦克都没有。美国陆军师拥有72-84门榴弹炮，中国陆军师一门都没有。美国陆军师拥有后坐力炮120门，中国陆军师一门都没有。美国陆军师拥有高射炮64门，中国陆军师一门都没有。从数量对比可以清楚看出，中美武器数量差距巨大。此外，当时的制空权我们也没有，美国的飞机可以轮番轰炸我们的交通线。这种国防力量的差距，使得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受到了威胁。

老一辈革命家对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是深刻的。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间并不长。以当时的国际状况，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人们忧虑的问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必须被摆放在首位。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提都必须是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切社会建设都是空谈。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总结道，自1840年起，几乎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每次战争几乎都以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

造成中国近代被列强欺辱的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的落后；第二是中国制度的腐败。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制度问题，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上不去，解决不了经济落后的问题，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可能再一次受到侵略。

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就要加快工业发展。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机械制造、大的现代化能源建设非常欠缺。石油开采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当时一年的石油开采量才几万吨。我们知道，发展重工业的周期长、投资大，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发展还是以农业为主。再加上长期的战争破坏，就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1952年，我国的GDP为679亿元，人均才119元，低于当时的印度。全国的财政收入在当年为173.94亿元。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人均才1.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才1亿多美元。

1954年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权威、全面的科学调研。他们在全国各地选择15000户农户，调研出的数据为平均每户只拥有0.6头耕畜、0.52部犁、0.1部水车。但经过艰苦奋斗，到了2019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了。所以，我们是在这种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

当时的中国人口多，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每年的生产几乎没有剩余。如果没有剩余就不可能有新的资金去投入发展，这就很容易陷入了贫困陷阱。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是人民勒紧裤腰带，把非常有限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去进行建设。

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个生动的例子：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调查报告写的按语：“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的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为什么称为“三条驴腿”？就是说这23户农民组织的合作社，连一头完整的牲口都没有。当时的困难程度，大家可以想象出来。

中国要解决一穷二白的问题，就要靠自己内部的积累。社会主义不能通过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的形式进行原始积累。挖掘第一桶金，要靠自己的内部。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经过长期战乱以后，我们的恢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比如，《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这句的意思是，天下刚刚平定，老百姓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还有一句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句的意思是皇帝出行都不能乘坐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马车，而高级将领与文官只能坐牛车出行了。

直到汉武帝的时候，农业才充分恢复，社会进入了繁荣时代。按照《史记》中的记载，汉武帝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就是说，京城的钱非常多，串钱的绳子都烂了，数不清有多少了。《史记》还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句的意思是国家仓库里的粮食堆积了很多，因放不下而溢出，以至于有的已经腐烂了不能吃了。《史记·平准书》记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句的意思是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我们看到，汉朝由建立之初的困难时期，经过很长时间的复苏，才逐渐强大起来，才能组建强大的部队到漠北去打击匈奴，才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

唐代也是这样，到了唐玄宗时期才真正繁荣起来。明代、清代都是如此，都要经历政权建立之初的困难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钱搞工业，所以决定先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发展轻工业，等积累了足够资金再搞重工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国际形势，使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周边安全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工业，我们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就存在很大的危险。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我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也是当时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因素。

当时，我们进行计划经济，可以让非常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中央，中央用这些宝贵的资金进行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如果不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而是分散到一家一户，这样就会造成成本很高，难以进行经济建设。

所以我们先搞统购统销，如果统购统销能够有效实施，就必须走向合作化。城市也是这样，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又保证实行高积累，选择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是必然的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解决了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和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随后我们又研制出了氢弹。1970年，我们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乐曲响遍了寰宇。1970年底，我们又研制成功了第一艘核潜艇。

“两弹一星”与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根本保证。

此外，中国的发电量也大幅度增长。1949年，中国才有43亿千瓦时。1950年，中国的发电量为46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78年，我们的发电量已经猛增到2566亿千瓦时。

在石油生产方面，1964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1978年，我们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外，我们还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加快经济发展，迅速地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到1978年，这个预期目标由于客观原因没有达成。它的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宏观层面。虽然实行了计划经济，但我们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社会的生产水平非常低。这使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制定计划所需的大量准确数据收不上来。二是这些数据带有滞后性。比如，以农业为主就是靠天吃饭。所以不确定性非常大。因为农业确定不下来，所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很难能确定下来。

当时，农村实行了农村合作社，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即合作化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比较高，自愿入社，生产积极，合作社对经营管理的自主性也比较强。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强调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从微观分析，农村合作社还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地域性、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这个组织不能随意退出，再加上是建立在传统村社基础上，所以一家子，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单位上班，很容易把一些矛盾带到这个经济组织里去。而这个经济组织的管理水平又很低，所以在大规模实行农业核算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没有会计可用的情况，进而造成了账目混乱和窝工问题。

我认为，在这种经济组织里最少要有一个合格的会计。但仅有一个合格的会计也不行。另外，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是长周期经营。所以容易出现“搭便车”，出工不出力的问题。

城市中的企业也有这个问题，当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多劳不能多得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情况。所以吃“大锅饭”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导致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虽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快速发展了重工业，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但在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方面，我们并没有实现既定目标。这也是我们要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个成为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要用新思路、新体制、新发展战略。我们要做出相应调整，适应新情况。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 所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义无反顾地改变贫困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动力。

当时的中国又要开眼看世界。所以，1978年，以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西欧五国访问。林乎加率领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李一氓率领代表团到东欧国家访问。经过与外界的接触，我们发现了问题，也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邓小平同志亲力亲为，分别到日本、新加坡、美国进行访问。

邓小平同志到日本访问时，参观了日本的汽车工厂，询问了日本的一个工人一年平均可以生产多少辆车？日本人说，他们一年一个工人可以生产94辆车。邓小平同志听到后，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工厂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93辆。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即席讲话中提到：“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这种差距加剧了我们的危机意识，使得中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必须要改革开放。

要改革开放就必须要解放思想。1978年,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讨论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要改革开放就要重视科学技术。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判断：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工作后，还主持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时有人提出要恢复高考，教育部门认为来不及了。但邓小平同志非常有魄力，经过和各方沟通，终于促成1977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筹备时间短，1977年的高考是第一届在冬季举行的高考。虽然最后只有20多万人上了大学，但是这次高考释放了中央开始重视教育的信号。所以社会上迅速兴起了学习的热潮。

直到今天，中国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发展，这和我们当时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是分不开的。在那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是唯一有出国留经验的人。所以他是当时最了解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也认识的最深刻。

四、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完成了工业化。二是整体脱贫。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在2049年建立现代化强国。当然这个目标还是要一步一步走。

进入新时代，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力量，也具有丰富的治理国家经验。所以从总体看，我们对完成预期目标是乐观的。

由于愈发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还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挑战。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正处于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的转型阶段。虽然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号称世界制造工厂。但在产业链的很多方面，还处于中低端。之前我们的发展是靠人力资源的红利。但当今，我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如果要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我们现有的产业结构已经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了。因为，我们不能搞粗犷式的开发了，现在要保护资源和环境。

另外，我们有很多产业已经产能过剩了，比如，煤炭、钢铁、水泥等，甚至我们基本的消费品也是过剩的。这样倒逼我们要发展中高端产业。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也是靠一次一次的经济危机淘汰落后产能而实现的，也是靠竞争来实现的。

从就业者角度看，原来所从事的行业要向中高端升级，原来的企业就可能在这个大浪潮中消失。比如，现在炼钢厂不需要大量的炼钢工人了，那么很多工人就要下岗。年轻的工人经过学习，可以再就业。但对于岁数大的人就是问题了。所以产业结构升级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政府同样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升级会让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这是由于新兴的增长力还没有形成而导致的，进而会影响税收，影响财政支出。所以公共服务也受到了很大挑战。

第二，国际竞争对手改变带来的挑战。中国产业结构原来处于中低端，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世界其他国家竞争。所以，当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互补的。我们提供消费品，他们来消费。但党的十八大后，我们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时我们竞争的主要对手，就是以中高端产业为主的发达国家。

在应对风险的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有三大独特优势：第一，成熟的政治体制和优秀的国家治理能力优势。我们能处理好在快速发展中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处理好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还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

《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认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收入差距逐渐加大扩大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一。西方社会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正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完成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胜利在望，这些举措都反映出我们党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超强能力。此外，我国在处理国内和国外关系方面的能力也日渐成熟。

第二，经济规模巨大和产业门类齐全优势。经济规模大表现在我们的产业门类齐全。中国的产业门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齐全的。这就为我们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让我们的创新更容易，有庞大的市场支撑就可以摊薄研发成本。这一点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

第三，人力资源优势。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知识，我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现在，我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大学生毕业进入到用工市场，这个规模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另外，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也是我们的优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的面貌肯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将会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