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建党的初衷。近百年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为了守护这一初心、完成这一使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主要承载区，北京市东城区域内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就包含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革命精神形成的肥沃土壤。本期报告，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焦向东老师将从北京东城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视角，带领大家来学习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从北京东城革命精神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焦向东

 

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牺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牺牲在战场上，二是牺牲在刑场上或者讲敌人的牢狱之中。当年参加共产党，如果不小心被敌人抓住了，有没有可能活命？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可能活命，但是需要你做两件事：第一，报纸公开声明脱党，从此跟共产党一刀两断；第二，出卖组织和同志，把知道的统统说出来。这两件事本身在技术层面几乎不存在任何难度，但就是这么两件简单的事，多少革命先烈宁死都不去干。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共产党人守护着初心？能守住初心的共产党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拥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者是共产党人的身份标识，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代代传递的基因密码，也是我们守初心、担使命的力量之源。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能忘记一路走来我们的经历，更不能忘记一路走来我们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色文化是革命精神形成的肥沃土壤，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主要承载区，北京东城区域内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就包含红色文化。在北京东城，也许一座毫不起眼的建筑，就有可能见证过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或是留下了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而在北京东城，红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当属以北大红楼和京师大学堂为中心的沙滩地区。在1952年以前，沙滩地区是北京大学主校区，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地，也是北方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地。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重大革命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养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今天这堂课，我和大家一起从北京东城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视角，来学习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历史不应该被忘却，英雄也不应当被遗忘，对于今天来说，最好的祭奠莫过于精神的传承。

一、从北京东城走出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三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北京东城则是最直接的见证者。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谈到新文化运动，大家一定要联系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近代中国遭遇了什么？当年李鸿章讲到，我们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表面看是变局，实际上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未有之危机。那么大家思考，这种强敌和危机主要来自于哪个方向？主要来自西方，形象地说，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同西方先进文明的交流碰撞当中，被撞得头破血流。所以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救亡图存。围绕这四个字，很多中国先进分子进行了种种尝试。最初我们考虑得比较简单，我们琢磨自己是被谁欺负的？西方列强。为什么会被欺负？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洋枪洋炮。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也有洋枪洋炮，就可以不被欺负了，这就是后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我看来，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第一次集体尝试。那么洋务运动成功了吗？没有。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深深地刺痛着中国人，为什么？在此之前又不是没打过败仗，怎么甲午之败就受不了了？很简单，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都败给了西方列强，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第一次败给了自己两千年来的“学生”——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许多中国的先进分子还没来得及“仇日”，就迅速转向了“师日”（以日为师，向日本学习）。这些知识分子深入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起步（1860年前后），但是30年过去了，效果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学到了西方的技术，还学到了西方的制度，而我们的洋务运动只学了技术，没有学制度。发现了这一区别之后，这批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向当时的光绪皇帝上书，要求立即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成功了吗？没有，后来我们管它叫百日维新，因为只坚持了104天，“新政”即被废除，而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位于北京东城的京师大学堂。

再到后来，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是也没有救亡图存成功。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并且倒行逆施，当起了皇帝。而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北洋军阀割据混战之中，民愈不聊生。

以上介绍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我希望大家把握的不是历史的细节，而是历史的脉络。什么是历史？在我看来，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甚至需要我们不断的“试错”。正是经历了一次次的希望和一次次的失望，又有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一个问题：西方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因为在此之前，西方世界里兴起了一场长达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长久以来扣在西方人民头脑当中的宗教枷锁、封建枷锁，使西方人民的思想获得了空前解放，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扫清了思想障碍。所以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中国要想救亡图存，也必须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这就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而这场运动真正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和高潮期，还要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且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杂志成功引入北京大学，实现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算起。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北大校长委任状。当时的北京大学实际上并不适合搞新文化，因为里面充斥的是旧文化，老师大多是前清的遗老遗少，思想极为保守。其中比较著名的旧派老师，比如辜鸿铭辜老先生。首先我们得承认，从学术造诣的角度来看，辜鸿铭辜老先生绝对是一个“大咖”，因为他学术水平非常高，特别是语言天赋出众。他精通九国语言，人生经历也非常丰富，是出生在南洋的华侨，后来到西洋上学，再到后来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晚年又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当教授。所以他用四句话评价自己的一生，那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事在北洋”。

旧派老师很有名望，不能直接得罪，但是又想推行新文化，怎么办？蔡元培想了两个妙招：第一，聘请新派学者。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蓄，高薪聘请一大批新派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让新旧两派人物同场竞技。比如1917年初，蔡元培刚一上任，就请来了38岁的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随后又请来了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此外，还先后聘请了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梁漱溟、马叙伦等一批新派学者来校任教，从而组成了当时北京大学放眼全国都堪称豪华的教师阵容。

第二，转变办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允许学生自主选课。这个教育理念非常先进，把选择权交给了学生。大家想，如果你是一百年前的北大学生，想选听什么课？新的、没听过的。那么在当时的中国，什么是新鲜、时髦的？民主、科学、爱国、进步、革命，这是当年最时髦的，这些新思想强烈地吸引着青年人的眼球，使他们充满了改造旧秩序的渴望和创造新文化的热情。

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批新派学者以及青年学生的共同努力之下，新文化在同旧文化的交锋当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文化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根基。今天，我们回头看一百年前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客观地说，它有局限性，比如它在中西文化的对比方面，存在过于推崇西方文化、过于否定中国文化的情况。但是不可否认，这场近现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人民的头脑获得了空前解放，使知识分子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洗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积蓄了力量，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氛围。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还是当时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一种理论探讨，更多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那么五四运动则将此付诸于实践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想了解五四运动，首先要了解五四时期的中国。五四时期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那么当时的中国到底乱成什么样子？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话：“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所以中国人的那股怒火不是1919年才有的，自辛亥革命以来，这股怒火就不断地累计，形成一堆干柴，只要有火星就能给点着。1919年，火星突然出现，只不过并非来自于国内，而是来自于国外——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这就是那个火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应邀出席巴黎和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国际会议。请大家记住“战胜国”这三个字，这对了解五四运动至关重要。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对外战争无一不败，80年就赢了这么一回，太高兴了。所以“一战”结束之后，学生们已经上街了，只是最初是庆祝游行。正当青年学生在街上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巴黎春天、准备享受中国80年来第一次战胜国待遇的时候，一个噩耗传到了中国，那就是中国提出的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一系列合理要求，巴黎和会竟然不予讨论，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一次性转交给另外一个战胜国——日本。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学。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学生大会，群情激愤，很多老师、学生纷纷上台发表意见。其中最具煽动性的是北京大学一个叫谢绍敏的学生，他在台上越讲越激动，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竟然当场撕下自己的衬衣，咬破手指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字的血书。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就赶制出三千多幅游行标语。5月4日中午，来自北京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搭台子演讲，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在国难当头之际，青年学子勇敢地站了出来，从天安门到东郊民巷，再到赵家楼，他们一路呐喊，一路激情演说，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

学生游行活动遭到北洋政府残酷镇压。正当青年学生孤独无助之时，一个崭新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勇敢地接过了五四运动的接力棒。1919年6月初，上海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声援学生运动。随后，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济南、西安、九江、南昌等地工人纷纷罢工，到6月中旬，罢工已经席卷全国100多座城市。因为工人的参与，北洋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不得不同意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官员，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斗争目的基本都实现了，所以是一次成功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当中，青年学生是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工人在这场运动当中，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从此以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工人当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找到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李大钊，当时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工作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北大红楼。2009年，在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年初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来到北京东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绞杀。从1918年到1927年，李大钊在东城战斗了9年，这是他38年生命历程当中最辉煌的9年。我觉得李大钊的一生最耀眼的功绩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传播：

第一，撰写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那就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此之前，在中国的报刊上就零星出现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但都是只言片语，不系统也不全面，有一些解释也不尽正确。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强烈地吸引着李大钊等人的关注。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称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且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此欢欣鼓舞？他仅仅是为了俄国感到高兴吗？不是，他是为中国感到高兴，因为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希望，他是为中国感到高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他在9月和11月，分两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以这篇文章为标志，李大钊本人也从此前的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开设课程。李大钊最初受聘北京大学，担任的职务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层行政管理岗，并不教课，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课的？1920年7月，北京大学评议委员会正式聘李大钊为教授，从此之后他开始了三尺讲堂的生涯，先后在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政治系、经济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等课程。这些课程在今天看来很普遍，但在一百年前，单纯这些名字就足够吸引人，因为从来没有人讲过。他不仅在北京大学讲，还受聘北京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到别的学校去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的课讲得怎么样？听过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课程的罗章龙曾回忆说：“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范围。而李先生讲授这门课，在当年是件新鲜事”。他又讲到，“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的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坐无虚席，迟到就得站着听。”所以，李大钊实际上是在中国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第三，创建社团。李大钊深感，仅凭他一己之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有限，所以他特别注重影响和带动周围的北大师生。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当时的校长蔡元培对这个社团非常支持，专门在北大西斋为研究会开辟了两间屋，作为社团的活动室和学习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实际上是引用了德文版“共产主义”的发音，“斋”在中国就是室的意思，教室、活动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20人，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所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为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还奠定了组织基础。

除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外，李大钊还积极参与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比如：他还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新闻研究会等多个社团。那么，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因为当时的学生社团中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所以李大钊想借助社团活动这个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当中，很多都视李大钊为自己真正的老师，包括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进京赶考”的路上，离北平越来越近时，毛泽东感叹道：“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受到李大钊影响的还有很多人，包括陈毅同志、林伯渠同志，都曾谈到李大钊对他们的影响。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跃在北京东城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醒，他们纷纷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建党的条件日益成熟，在这方面北京东城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在北大红楼一层图书馆主任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二个）党的早期组织（全国第一个是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以此为支点，带动了整个北京地区，包括中国北方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北京的党组织已经拥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任静、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十几名成员，后来张国焘、刘任静作为北京的代表，专门到上海出席了党的一大。

 二、北京东城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东城的孕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突出的是三种精神：第一，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第二，奋发有为的斗争精神；第三，天下己任的责任担当。所以在第二部分当中，我想围绕这三种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同大家进行交流。

（一）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

从目前来看，人类的信仰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宗教性质的信仰，对神的崇拜。而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信神，那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我们是对真理的崇拜，而不是对神的崇拜。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东城的孕育来看，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真理的上下求索和对信仰的执著追求。

因为北京大学及其他大中院校的存在，百年前的北京东城就是一个文化聚集、名人云集的地方。特别是蔡元培成功改造北京大学以后，经过改造的北京大学当年在北京东城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怀揣崇高梦想、拥有坚强意志的有志青年前来。他们不光人来了，关键还带来了思想、文化。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在北京东城快速汇聚，使得这里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块高地。而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最初只是毫不起眼的小派别，没几个人相信。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曾经喧闹的主义、流派都烟消云散了，唯有马克思主义体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成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

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却是一个多种主义反复比较、鉴别，甚至斗争的过程，而北京东城就是当时主义斗争的主战场，渗透其中的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维度为大家展开：

第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与坚守。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早期党的领导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在北京东城建立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信仰，比如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在此后的革命历程当中，他们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成为了党最早的一批领导者。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13位代表出席会议。这13个人当中，从北京东城，从北大走出去的就有6位。据统计，当时全国有共产党员58人，而在这58人当中，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过的就有21位。

1918年的秋天，25岁的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离开湖南出远门，他到的就是北京，确切地说是主要活动于北京东城区。后来，在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引见下，毛泽东到北京大学李大钊手底下谋得一个差事——图书馆助理员，从而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同志后来有大量的回忆，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他对斯诺讲，也就是从北大红楼岁月开始，“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此之前，年轻的毛泽东也是多次变换过救国思想，曾经一度参军，尝试军事救国；后来又报考师范，尝试教育救国。来到北京东城之后，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坚定地走革命救国的道路。离开北京东城以后，他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也没有选择继续在大城市工作，而是选择了中国的农村，开始了革命的实践。

选择信仰不易，坚守信仰更难，因为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许多仁人志士都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北京东城，甚至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北京东城。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人物——王荷波。王荷波，中国工人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荷波受党中央委派，到北京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北方党组织。但是很不幸，来京不久，由于人生路不熟，再加上叛徒出卖，王荷波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党的秘密。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被敌人残忍杀害于今北二环安定门外的城墙脚下。王荷波牺牲时担任的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所以，王荷波实际上是革命战争年代，在北京东城域内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员，牺牲前他托人转告组织，一定要教育好他的子女，让他们务必要做革命的人，走革命的路。

还有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并非牺牲在北京东城，他是在东城的东郊民巷被抓，但是被关押到了西城，在当时的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提起李大钊，我觉得他堪称革命的预言家。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他的办公室，见到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代表维金斯基。李大钊第一次见维金斯基，就对他表示，你不要小看我们几个，我们几个是革命的火种，将来撒向中国大地，必将点燃熊熊大火。1920年3月的李大钊仿佛看到了几年之后革命的燎原之火。李大钊是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绞杀的，临刑前他对反动派讲，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取得光辉的胜利。他在1927年仿佛就看到了22年之后的1949年。他之所以能够多次预见未来，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断定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讲过一句话，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我从李大钊身上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李大钊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得深、学得透。理论上学得深就可以站得高，站得高就可以看得远，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能够把握规律性，具有预见性，甚至赋予创造性。没有谁能够预见未来，我们所看到的预见未来，一定是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规律，知道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明天是什么样。

学理论是为了让大家把握规律，按规定办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的文章给我的感觉，那就是黑暗中国的一缕光明，在你彷徨、徘徊、郁闷的时候，我建议读一读李大钊的文章，因为他能给你提供光明，指出方向。

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为什么我们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新时代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方面原因，有根本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还有内部原因。

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就存在，但是当时我们管它叫空想社会主义。那么，马克思的贡献是什么？他把此前300年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下子从空中拽到地上了，让它落地了。为什么能够落地？因为给它加了两条腿：第一条腿叫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实际上讲的是资本主义的坏。马克思讲清楚了资本主义最坏的地方是不断持续地剥削着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

第二条腿叫做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讲的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神，也不是个别英雄人物，而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是历史的主人。这打破了长久以来我们在历史学当中所坚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所以，唯物史观相当于讲出了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依靠谁的问题，同时还讲清楚了社会主义的好，而且唯物史观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此之前，唯心史观是主流，老百姓要是日子过得不好，都觉得是命不好。那为什么有人过的日子好？因为他们命好，或者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所以老百姓甘于现状。但是后来有人说不是你命不好，而是有人在剥削你，你才是世界的主人，这种吸引力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强的。为什么资产阶级，包括封建主义特别害怕唯物史观？因为它唤醒了民众。

唯物史观同时也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找到了中国革命要依靠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不具备的真理的力量。社会主义也在马克思的努力之下，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把握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外部原因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性和固有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大多倾向于资本主义，觉得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这时候有人就在琢磨，除了资本主义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道路？正当中国人需要路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立即吸引了正在找路的一部分中国先进分子。因为一方面，俄国的情况跟中国很相似，封建压迫严重，经济文化落后；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与此前革命不一样，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之下取得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了。俄国能这样，中国行不行？这就是大家的想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中国，也帮助全世界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形象地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马先生（马克思主义）比此前的德先生、赛先生更加有利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内部原因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们学历史，特别是学近现代中国史，往往开篇第一句就是“1840年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能当时我们学得比较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词理解还不深，实际上当时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完全独立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是独立自主的；第二种，殖民地国家，像亚非拉的很多国家，都属于殖民地国家，没有任何主权，纯粹殖民地。但是中国比较特殊，一方面，我们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我们在形式上又保留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因此当时我们的社会是一半封建一半殖民地。

这种双重的社会性质，导致在中国有双重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跟中华民族有矛盾；另一方面，国内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也有矛盾。双重矛盾导致我们的历史任务也是两个：第一，要反帝；第二，要反封建。联系我此前讲的，我们之前那么多次尝试，为什么都失败了？比如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包括清政府内部的自强派、维新派，这些有什么问题？它虽然对外反帝但是并不反封。后来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什么问题？它虽然矛头直指封建主义，但是它不反帝。

那么，有没有既反封又反帝的？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诞生的，同时它又强调要实现人的完全的自由和解放，强调反封建，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别的主义所不具备的双重功效。加上此前不管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义和团运动等旧式农民战争，以及后来的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再到后来的辛亥革命，接二连三的失败，进一步坚定了当时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决心。

（二）奋发有为的斗争精神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讲起。活跃在北京东城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大优点，那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单纯当作一种理论来看待，而是把它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当作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武器，所以形成了伟大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理论斗争；第二，实践斗争。

理论斗争集中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上。面对救亡图存的繁重历史任务，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失败面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率先提出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改造国民的灵魂，提出向封建传统文化开炮，进行斗争。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实际上一一对应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专制问题、迷信问题、旧道德问题、旧文学问题，新文化同旧文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文化的统治根基，在同旧文化的交锋当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新文化运动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在此之前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甚至制度层面，而将救亡图存引入到文化心理层面。在当时的情况下，经历了多次失败，大家达成一个共识：改造中国人的灵魂已经成为头等大事。梁启超曾经说：“（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梁启超这段话讲出了旧心理与新制度的关系。在国外一试就行的制度，到中国一试就不灵，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吗？不是，是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层面。

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我们经历了包括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在内的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问题解决了，党的事业就会迎来大发展，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敢于同错误的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新文化运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斗争基本的逻辑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看得见的到看不见的。这是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讲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这里的理论，泛指一切来源于实践而又系统的思想。实际上思想斗争属于哲学中的意识范畴。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意识，但同时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一方面，思想文化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思想文化还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老百姓握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直接决定他的物质力量。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斗争要集中于思想文化领域，那么五四运动的斗争则主要表现在实践层面。当时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因为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进行集体斗争。当年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既反封又反帝的是什么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体现了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国家前途命运进行斗争的新形势。

（三）天下己任的责任担当

关于这一点，我想从一个故事讲起。时光回溯到1920年的2月，当时陈独秀在北京东城惹上“麻烦”了，所以他萌生了一个想法：离京去沪。李大钊得知好友陈独秀要走，主动提出从北京护送其到天津，因为陈独秀打算从天津坐船去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雇了一辆马车，亲自赶着车拉着陈独秀从东二环朝阳门出北京，一路直奔天津。二人分手后便约定，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共同为建党做准备，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建党在当时就意味着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革命这种行为在反动政府看来叫“造反”。一般什么样的人才去“造反”？没钱的穷人，过不下去了才造反，但是这一点对他们二人都不适用，因为不管是李大钊或是陈独秀，在当时都属于超高收入群体。李大钊最初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个中层行政管理人员。当时北大给李大钊开的工资是月薪120元。什么概念？同一时期，毛泽东在李大钊手底下干过半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北京大学也给毛泽东开工资，工资条至今保留着，上面写着月薪8元。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工资不低。大家不要小看这8元，这8元当年够毛泽东在北京东城租房、吃饭，偶尔还能买份报纸看。所以毛泽东这8块基本上相当于当时京城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今天的北京，我觉得约等于2000元。那么，李大钊挣的120元在今天约等于多少？怎么算？120除以8乘以2000，也就是3万。有的同志说，月薪3万也不叫超高收入啊！但这只是基本工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讲课、写文章的收入。有一个月，李大钊忙着讲课、写文章，到月底一算，300多块的收入，在今天有七八万了。所以，别闹革命，一个月讲课、写文章，李大钊就能有七八万的收入。

陈独秀担任什么职务？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今天的话说，中国最高学府重点学科带头人兼系主任。当年蔡元培是把陈独秀作为特殊人才从上海引进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给他开的工资多少？月薪260元，再次强调，这就是基本工资。陈独秀是什么人物？著名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日记上写，有一个月他忙的，到月底一算，收入是600多块，约等于今天的十五六万了。所以，陈独秀不闹革命，一个月讲课、写文章就收入十五六万。而这样的两个人竟然“反”了。后来二人因为革命，都成了物质上的穷光蛋。李大钊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绞杀，全家翻箱倒柜，找出来的现金不足一块。陈独秀更惨，晚年在四川江津，死后棺材、墓地都是别人捐的，因为自己家葬不起。

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早期的革命者，他们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海归派。革命者是分两波的，第一波先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好，然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而后来的很多人正好相反，先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好，入党后才现学的马克思主义，有的人还是入党后才认的字，所以这属于两波人。

再回到什么叫担当，能挣这么多钱的人，不安心过自己的好日子，总想着别人的苦日子，冒着生命危险，抛家舍业，带着劳苦大众与反动政府对着干，这难道不叫担当吗？这就是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不是为自己担当的，也不是为家人担当的，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担当。李大钊有一幅著名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什么叫“铁肩担道义”？我觉得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自觉地以人民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作为自己一辈子奋斗的目标，这叫铁肩担道义。什么叫“妙手著文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的座右铭，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要求，也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就评价李大钊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他作为大学教授，这么优厚的待遇不要，在忙活什么呢？不就是忙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那点事吗？这叫担当。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铁肩担道义的担当。

还有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第一位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带头向封建文化发动攻击的人。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五大，陈独秀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02年，陈独秀曾留学日本。当时清政府除了向各国派驻留学生之外，还会派驻学监。学监，顾名思义，专门监督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是否在国外从事反清活动。当时驻日本的学监叫姚文甫，姚文甫拼命压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行为，所以学生们特别恨他。有一天晚上，三个年轻的留学生趁着夜色潜入了姚文甫的住宅，一人抱住腰，一人按着头，还有一人拿剪刀，剪掉了姚文甫的辫子。三个留学生后来都成了名人，抱住腰的这个人叫做张继，后来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抱着头的这个人叫做邹容，著名的革命军作者，后来成为革命党人；拿剪刀剪辫子的人就是陈独秀。在我看来，陈独秀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剪辫子，只不过他剪掉的是中国人思想文化领域的辫子，是心中的辫子。当然，剪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巨大的功劳，也曾犯下严重的错误。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党早期的领导人，也都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当时在党内有一个外号，叫小列宁。这个评价非常高。陈延年理论水平很高，而且实践能力很强，他是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但是很不幸，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叛徒出卖，陈延年被敌人抓住了。1927年7月，陈延年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敌人几次把他按倒在地，但是他都挣扎着爬起来，后来陈延年是站着被乱刀活活砍死的。

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也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由于叛徒出卖，1928年陈乔年被敌人抓住了。他刚入狱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托人转告党组织，不要花钱营救，去救别人，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亡留给了自己。得知哥哥弟弟相继惨死之后，陈独秀的女儿陈玉莹不久也离开了人世，悲痛欲绝。

三、北京东城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如何把北京东城拥有的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转化为今天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赶考路”？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学好党的创新理论；第二，保持好斗争精神；第三，践行初心、使命。

（一）学好党的创新理论

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东城的孕育来看，贯穿始终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著追求，活跃在北京东城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局限在书斋之中，而是敢于走进基层，走向实践，同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和实践。从一开始就在探索尝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一条成功的经验。

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是立场、观点、方法，不是现成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针对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出并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新时代指导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中最主要的学习内容实际上就是这一思想。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东城孕育的历史，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在今天就要具体表现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它作为我们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工具。我觉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就得有新理论加以指导，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目标等都与过去不一样了。同时，新时代也能产生新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过去想完成没有完成的事情，解决了很多过去想解决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们也在解决问题、办事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整套经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新矛盾的。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判断，今天我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重新判断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决定中心工作。你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才会着力去解决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它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诞生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提出新思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一系列难题，面对治党治国治军一系列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并且非常有效，比如：针对改革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在战术层面加以运作，可以讲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不能变的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又强调以“八项规定”为突破、以作风建设为切口，这就叫新切口大纵深。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新征程。今天，我们正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时代关口，新时代我们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进行了系统安排，明确提出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奋斗目标。

（二）保持斗争精神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东城的孕育，贯穿始终或者不断展现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斗争，他明确提出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并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一起形成“四个伟大”。在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的表现形式是武装斗争。新时代面临新的挑战，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世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形势有一个基本判断，他讲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也体现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接近中心，风暴就越强烈。

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新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全面依法治国进入爬坡阶段，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深化阶段，哪一件事都不容易，所以要始终保持良好的斗争精神、斗争姿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党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了很多长久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否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存在一天，斗争就要坚持一天。

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广大干部一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的本领。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绝不是天然就具有的，一定要靠后天的培养。所以我们要敢于在实际工作当中去锻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

（三）践行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东城的孕育、北京东城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都是体现的党的初心和使命，今天我们发扬革命精神，也要体现在守初心、担使命上。

第一，守初心。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初心就是人民。首先，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人类政治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了政党政治阶段，在政党政治当中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人民；第二，国家，这个国家指的是公权力，而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第三，介于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就是政党，政党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的桥梁、纽带。这是目前人类政治的基本模型，我们叫政党政治。

在政党政治当中，有三个关系务必妥善处理：第一，政党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般称之为党政关系；第二，政党内部之间的关系，比如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统称党内关系；第三，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在中国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党内关系、党群关系，三种关系哪一种对政党而言最关键？党群关系，因为党群关系一旦破裂，政党就有消亡的危险。政党都不在了，还谈什么党内关系、党政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际上就是在妥善处理党群关系。

按阶级基础分类，政党主要可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早在17世纪末，在英国议会斗争中，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什么时候成立的？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这就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1847年11月，马克思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受大会委托与恩格斯共同起草同盟的纲领。这份纲领发表于1848年2月，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

《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句话在理解上不成问题，它讲的是两种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一句话：是否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相当于一道分水岭，分成了两种类型的政党。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迫切性，要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强烈。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所以我们得紧紧盯着这道分水岭，不能跨过去，怎么办？不忘初心，这个初心我觉得它还包含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为什么要诞生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你有什么优势？我们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绝大多数人在中国有一个专属名词，就是人民群众。

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当年毛泽东同志讲的五个字非常好：为人民服务。什么叫服务？毛泽东同志当年讲的服务有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就是人民的利益。什么叫服务得好？一定是对人民的利益、需求把握得准、满足得好。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问题，他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他的一系列举措都从人民利益出发，他的讲话也都是站在人民立场去说，特别是他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今天我所讲述的历史中，大家可以看出，初心剥开一层是人民，最大的初心就是人民。如果我们再剥开一层，人民里面是另外一个词，即权力。也就是说，怎么分辨是否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就盯住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看这份权力到底是为人还是为己、为公还是为私。所以，初心剥开一层是人民，人民剥开一层是权力，最核心的是要关注权力。

第二，担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起，就在琢磨民族的解放、民族的复兴。但这是一个总目标，饭得一口一口地吃，路也要一步一步地走，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那么，今天我们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大场合的讲话当中，最后一句话基本都落脚到让我们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两句话，三个目标，近期、中期、远期，小康、现代化、中国梦，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肩负的责任。